“个人自救”需要社会形成更大的网络

2019-05-28 05:23栏目: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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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,德云社演员吴鹤臣因脑出血住院,其亲属在水滴筹平台发起上限百万元的筹款,网友质疑其有房有车,引发大众关注、质疑和探讨。(5月6日   新京报)

  不少人应该还记得发生在2016年的“罗尔众筹事件”,当时的当事人罗尔为身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一笑众筹募款,但由于罗尔自己有房有车,并不符合“走投无路”的条件,因此引起了极大的舆论反扑。可以说,人们先前投入的同情和关切有多少,后来反扑的犀利和敌意便有多少。此次我们又看到了曾经发生在罗尔身上的强烈舆论攻势,而这次承受舆论攻势的是德云社演员吴鹤臣和他的家人。

  费孝通曾经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提到,中国的“熟人社会”有一种“涟漪式”模式,这种“涟漪式”模式是按照由近及远的亲缘、人际关系所构建的,当个体或一个小家庭遇到困难时,求助往往就是沿着“涟漪”扩散的途径进行,由亲戚到朋友再到陌生人。这种模式几乎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脑海,并形成了一种认知:个人必须穷尽己力,且向亲友求助无门之后,才能向社会中的其他人求得救济。

  但是现在由于网络构建出来的新型“陌生社会”有着一种奇妙的黏合效力,大家在网络中“天涯若比邻”,通过特定的求助平台发起求助之后,能够迅速得到社会的反应,同时由于社会救助的半径远大于熟人社会的有限帮扶,因此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便能募得目标款项。这跟以前的传统社会相比,求助成本大大降低,而求助效果又大大增强,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将网络求助作为了遭遇困境后的首选。但是,当求助的人不断增多,也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产生疲惫和麻木。尤其是像罗尔、吴鹤臣这种首先动用社会资源,而把家庭财产作为最后保障的反向进行的求助案例,人们表现得则更为苛刻。

  当然,这种苛刻是人之常情,毕竟人虽然有侧隐之心,但这种善良并非是泛滥的爱心,而是有条件的施予。在一定程度上,这种反向进行的求助案例会削弱人们的同情心,有人就认为,对于“水滴筹”这样的求助平台,自己的信任和帮扶冲动在减弱。其实这也是社会救济的脆弱所在,因为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,任何一个因素如果不符合人们对“救急”或“救贫”的标准判断,便很可能使求助者所获甚微甚至颗粒无收。

  在中国,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纲领,如果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不足,甚至缺位,那么社会救助便是人们自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是,在社会救助具备不确定性的前提下,我们首先应该做好的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两大领域,确保让民众在遭遇困境时能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风险。中国这些年在福利和保险方面投入了较大的成本,也取得了一定成效,例如近两年的将多种抗癌药物纳入医保,就令人称赞。但总的来说,仍然存在不足,尤其是在民众大病医疗方面,还亟待完善相关保障制度。只有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能够给民众托底,那么很多的矛盾便能迎刃而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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